摘要：现有关于文科实验室建设的正式讨论大都采取宏观视角，集中于学科战略定位和顶层设计。本文尝试从文科学者个体和群体的视角来理解文科实验室的使命和精神，探讨文科实验室的定位和文科学者在其中的角色。共同的学术使命和社会关切让文科实验室成为创新性学术社群，学者在其中动态地建立并调整学术协作关系，在相互激发学术灵感和热情中确定研究任务和议程，并从中找到自己的角色、建立对群体的归属感和责任感，赋予社群协作、创新、追求卓越和科学乐观主义精神。与使命和精神相适应，文科实验室在组织方式上具有水平化、开放性和共建共享等不同于理工科实验室的特点。积极调动和充分激发文科学者的使命感与创新精神，是我国文科实验室建设的关键任务，将为实验室健康蓬勃发展夯实内在基础、提供持续动力。

关键词：文科实验室；学科交叉；新文科；创新性学术社群

作者简介:庞珣，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全球风险政治分析实验室主任。

2021年教育部遴选首批哲学社会科学试点和培育实验室，点燃了全国高校设立文科实验室的热情，鼓舞和推动了建设 “新文科” 的实践探索，是提高对文科的重视程度和加大投入力度的重大举措。但与此同时，实验室并非文科所熟悉的科研组织方式，在文科中建设实验室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不少困惑、迷茫甚至质疑。在“文理交叉”的大背景下，对建设文科实验室是将理工科方式“搬进”文科的疑虑，给不少文科学者带来了“异物感”和对学科“排异”的担忧。文科实验室被视为“新文科”的标志之一，也让部分学者担心实验室的引入会带来文科的新旧分野和高低分化。

学者是建设和构成实验室的主体，他们对实验室的观感、认识、态度和行动对文科实验室的发展至为重要。但现有关于文科实验室的正式讨论大都采取宏观视角，集中于学科战略定位和顶层设计，而对文科实验室和文科学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关注较少。一个组织如果缺乏来自人的内在驱动，就不得不依靠外在激励和有形架构进行运转，将会不断产生越来越多的冗余事务，不仅降低工作效率而且损伤组织活力。文科实验室是进行协作探索和大胆创新的学术机构，尤其需要学者发自内心的使命和精神来赋予组织以活力和凝聚力。关于使命和精神的探讨，不是讨论何为“应该”，而是思考文科实验室如何激发和鼓励文科学者的学术关切与价值关怀，将这些无形的存在投射和汇集到有形的组织，从而使得实验室成为创新性学术社群而非仅止于新名词、新形态的新机构。本文尝试从文科学者个体和群体的视角来理解文科实验室的使命与精神，探讨文科实验室的定位和文科学者在其中的角色。笔者身为社会科学学者，对人文学科实验室缺乏足够的观察和体验，谨将讨论限定在社会科学实验室，提出的观点和理解不一定适用于人文学科。社科和人文虽被统称为“文科”，但两者在诸多重要方面都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差异，也期待看到人文学者对人文实验室进行相应探讨。

一、定位社会科学实验室：创新性学术社群

如何定位社会科学实验室？以理工科实验室为理想模版，以“传统”文科为对立性参照，以大数据、计算等资料或手段来凸显特色，还是以学者个体和群体内在的学术使命和精神作为锚点？

我国文科实验室建设是发展交叉学科、推动文理交叉研究的重要举措之一。正因为如此，很多人误以为数据、计算和实验设备这些“新鲜”的元素定义了文科实验室，以此来理解为何实验室是“新文科”的标志，并以此为标准来区分出“新旧”文科。这种理解不仅带来了社会科学内部的紧张感和压迫感，而且本身就与事实相悖。数据、计算和实验对于社会科学而言并非新元素，它们几乎早已融入了所有社会科学领域的众多研究者的日常工作，并非今时今日才从理工科借用或化用。相反，社会科学在数据形态、建模和算法等方面都已经做出了诸多重要贡献。数据及其处理方法并非“再定义”了社会科学，而已经是当前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因此，绝非有了这些要素就有了文科的创新或者就实现了文理跨学科研究。对于跨学科研究而言，这些要素的重要性恰恰在于它们已经成为文理工不同学科的通用研究思路和方式，是跨越学科的共同“语言”。不同学科在视野、角度和理论体系方面的差异性构成了较难跨越的学科“门槛”，跨学科交流需要深入和渐进才能够达成研究协作。但数据和方法作为“通用语言”能够较快地开启跨学科的“寒暄”，打开进一步交流的大门。数据和技术是研究的资料与手段，也是跨学科交流的表层语言，但它们并非文科实验室的核心和本质，也不足以成为定位的锚点。

从组织形态上着眼，定位社会科学实验室时会自然地把目光锁定在“实验室”这种特定的研究组织方式上，将它理解为社会科学学者和其他学科学者一起开展实验研究的场所。这种对社会科学实验室的字面理解带来了大量的困惑、不解甚至批评，认为文科建设实验室无视文科的学科特点和工作方式，试图通过“效颦”理工科的科研方式来提升社会科学在所谓学科“鄙视链”上的地位。暂且不论将社会科学实验室定位为“做实验的地方”是否恰当，但认为文科不做实验或无法做实验的想法就是一种误解。研究数据主要有计算模拟、控制实验和现实观察三种主要来源，计算模拟和控制实验都是研究者根据研究目的来控制数据的生成过程，这个过程即是实验。控制实验和现实观察是实证数据的来源，而模拟数据则并非来自现实世界。社会科学长期以来处理的数据包括这三种来源，社会科学学者们进行模拟实验来评估理论模型、估计算法的性质和表现，进行实验室实验和田野实验生成数据来实证检验理论和模型。可见实验作为社会科学数据既有的生成方式并不会让社会科学变成理工科。但将社会科学实验室理解为“做实验的场所”的确存在问题，因为忽略了两个事实：一是社会科学学者对实验的需求通常不足以建立专门的社会科学实验室，二是社会科学实验室也处理观察性数据，如大量的“大数据”社会科学实验室都基本处理观察性而非实验性数据。

可见社会科学实验室的定位并非依赖特定的研究资料、技术或手段，对其更实质的认识和定位需要聚焦到“人”。社会科学实验室为何、如何将一群在现有学科领域划分下彼此分隔的研究者汇聚在一起？这些人为什么需要依托实验室的有形构架来建立相对稳定的学术关系？实验室作为一种创新性学术组织，这群人如何赋予它活力、创造力和凝聚力？这些问题将定位社会科学实验室的角度转向了研究者的内在需求和驱动，将社会科学实验室理解为由研究者组成的创新性学术社群，而非由办公空间、工作场所和研究资源构成的组织。对学术社群而言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它如何形成自己的使命、孕育自己的精神。

二、社会科学实验室的使命

对于很多社会科学学者而言，数据搜集、模型设定和算法设计所占的工作时间和比例越来越高，但他们工作的目的和价值仍然不在于数据和技术本身，而是通过它们来理解社会现象、关照社会现实问题并寻求可能的改变之策或改进方案。让一群学者走到一起并能够走下去的，并非是有形的场地、实验的条件、技术设备和数据资源，而是对相同议题的关切并因此产生的共同学术使命。正是这共同的关切和使命让人群变为了“社群”，人们不是被放置进给定的组织结构、产生规定性的关系，而是动态地建立和调整学术协作关系、在相互激发学术灵感和热情中确定研究任务和议程，从中找到各自的角色、建立对群体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发展较为成熟的社会科学实验室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将使命作为实验室的核心，并持续地彰显和强调这些使命。在社会科学实验室的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中，使命陈述都被放在十分显著的位置。例如，登录斯坦福大学-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移民政策联合实验室”网站即可看到实验室的使命：“我们的工作将新证据转化为创造性的方案，用以改善移民的生活并让他们客居的社区变得更为强大。”奥斯陆大学“化冲突为和平实验室”网站上最醒目的一行字是：“综合优秀的研究、有效的实践和合理的政策以促进长久的和平”。亚利桑那大学的“风险创新实验室”在主页上最为显眼的地方写着：“（这是）一个独特的跨学科‘思维实验室’，将创造力、协作、教育、参与和学术汇集在一起，改变我们看待、思考和应对社会风险的方式。”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些使命在内容上各自不同，但共同的特点是，它们都不是关于实验室在规模和影响力上的发展目标，不是关于实验室产出的数量和质量目标，也不是空泛地谈论如何服务国家社会和人民，这些使命通常是用精练的语言概括对一个特定的重大议题的学术和价值关切。

当一个重大社会议题对学者形成召唤时，围绕这个议题组建的实验室才有了使命。这样的议题至少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议题对社会和个人在价值上的重要性，二是议题在学术上的挑战性，前者形成社会使命而后者形成学术使命。尽管社会科学越来越强调研究程序中的“价值中立”，但这并非否定价值关怀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实际存在、必要性或重要性。强调价值中立是为了避免价值倾向性对材料及其处理和解读带来偏差，但研究所关照的现象和回答的问题必然有其价值上的重要性，来自研究者深切的价值关怀。例如，追求世界和平的价值关怀驱动国际关系学者研究权力，但他们关切的问题并非如何最大化权力，而是如何通过限制权力来避免战争。又如，风险之所以成为文理工各学科长期关注的重要议题，正是由于如何认识和处置风险不仅关系到个人福利和社会稳定，还攸关人的尊严和自由以及社会的平等和公正等基本价值。只有具有价值重要性的社会重大议题才能够激发学者内心的社会使命感，驱动着彼此遇见、彼此协作、共同创新。

学术上的挑战性同时也是社会科学实验室的使命来源。社会科学研究议题的挑战性通常来自复杂的社会互动和社会系统，受众多因素共同作用，因素间具有高度的非线性关系，因果关系呈现高度不确定性，甚至因与果本身的定义和识别成为艰难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研究者很难确知自己知道什么，也很难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社会科学实验室的常见研究主题包括和平、发展、移民、环境、风险等复杂现象和问题。还有一些社会科学实验室在名称和使命上即强调这种复杂性，如哥伦比亚大学“动态网络实验室”的使命是“使用社交网络、动机分析和决策科学对个人、团体和组织产生积极影响”，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社会系统设计实验室”致力于“推动公众服务社区动态系统科学的发展和应用”，还有众多以“计算社会科学”命名的社会科学实验室也强调要以新数据和新方法来应对复杂社会问题的挑战。

对社会重大议题的研究是一段未知而漫长的征程，找到确定的答案犹如追寻圣杯，但这对于身处不同地点、属于不同学科的学者构成了共同的诱惑和使命。只有需要长期研究和持续协作的议题，才要求建立实验室这样一个稳定的平台和学术社群。例如，风险实验室是国内外高频出现的社会科学实验室，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的动态变化和反身性要求学者的持续关注和不断投入。风险的产生、作用和应对等各方面的问题都跨越了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它很早即是数学、科学和工程等领域的研究对象，之后逐渐进入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哲学与思想史等众多学科中成为研究主题。不同学科切入风险研究的角度和方式各具特色，从将风险视为可计量的客观对象到将风险理解为社会建构的存在、从重视风险的消除到探讨风险的接受，虽然不同的路径看上去相差甚远，但在当前充满系统风险的世界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这些视角非但不彼此排斥和竞争，反而迫切需要结合才能够共同理解和应对风险，促使不同学科的学者走到一起形成创新性学术社群。

三、社会科学实验室的精神

承使命者必有精神。社会科学实验室能否真正成为创新性学术社群，不但在于共同的使命，还需要具备足以支撑这些使命的精神。缺少精神的人群能够一时相聚，却很难在没有外力作用下长期走下去。缺少精神的社会科学实验室也能够完成不少工作和取得丰富成果，却很难保持对使命的热忱和忠诚、很难有持续创新的动力。无论社会科学实验室聚焦在何种社会重大议题上，它都需要协作、创新、追求卓越和科学乐观主义的精神。

（一）协作精神

在社会科学实验室中着意培养协作精神至关重要。相对于理工科，文科协作性研究的传统较短。一直以来，社会科学领域强调研究者独立完成科研，对协作研究的理解停留在各负责一摊儿的简单的“分工—合作”形式。强调独立研究而非协作研究的传统，或许是植根于文科学者对科研自由和思想独立的珍视和推崇，同时与社会科学长期以来对研究问题的处理方式也密切相关——对大问题倾向于采取非实证性的理论、思辨或个案研究，而进行系统性数据分析的研究通常着眼于切口很小、涉及知识相对单一的问题，于是大小问题都能够由单个研究者独自完成。近些年来，合作研究在社会科学中日益常见，但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提高研究效率而非扩展研究视野，在形式上也较多采用简单的“分工—合作”，甚至还出现了将研究进行部分“外包”的做法，也引来了不少质疑，批评这种分工—合作将学术研究降格为流水线作业。其实，协作并不等同于简单的分工—合作，它不仅是一种工作方式，更是一种精神，通过与协作者的学术交流来不断拓宽视野、探索未知，将研究问题不断扩展以增加对问题整体性的渐进性把握。协作精神是乐于和善于学习不同人所精通和擅长的不同方法，从不同的理论和观点中相互汲取灵感，进行深入交流，在对话和学习中就共同目标和执行方案达成共识、共同开展研究。

（二）创新精神

社会科学实验室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创新，新的研究组织形式不等于创新，新的组织也未必具有创新精神。关于创新精神的各种阐述和强调很多，但对创新的理解却时常流于肤浅和模糊，以至于不少人将创新等同于追逐新奇的数据和流行的方法、追求炫酷的呈现方式等。实际上，刻意求新与真正的创新精神南辕北辙。不断积累和涌现的数据及其分析工具和方法，都只是带来了社会科学的创新机遇，而非创新本身。社会科学实验室或许囤积了大量的数据、或许拥有了先进的计算设备、或许配备了高水平的编程专门人员，但这些并不足以产生创新性成果。具有创新精神的研究者在一个激发创新精神的研究氛围中工作才是关键所在。

创新精神无法被由外而内地注入，只能由内而外地被激发和培育。创新精神在实际研究工作中被无数大大小小的困难和障碍所自然激发，每一次克服困难的努力即是一次创新的可能。重要的创新成果常常产生于当初研究者要去解决某个特定困难的“朴素”想法。实验室的创新精神产生和体现在研究者的日常工作中，而非以研究结果的样貌来证明或评判。换言之，创新精神是鲜活的、连续的和日常的，而不是静态的、突发的或特别的。

（三）追求卓越

研究者之所以需要协作，并非为了把工作分给别人，也并非出于向其他学科借用方法或工具的需求。这些无疑是研究中常见的需求，但大都可以通过非机制化、非规模化的学术联系得到满足，并不足以构成建立实验室的理由。研究者之所以需要聚在实验室、形成一个社群，是为了共同追求卓越。追求卓越的社会科学实验室里并非聚集着一群野心勃勃的人，试图与他人或其他团体进行胜负较量和优劣比较并从中胜出。卓越并非是对他人的超越，而是对自己的超越。这要求实验室创造出一种文化，让学者乐于提出自己的想法、将方案置于不断的质疑之中，崇尚倾听、对话、反思、思想开放和不断修正，在深入和经常的相互交流与相互质疑中自我修正、相互修正。只有这种意义上的追求卓越的精神，才能够让实验室成为创新性社群，而不是成为野心勃勃的“学术结党”或面目可惧的“学术军团”。

（四）乐观精神

关切社会重大议题的研究者可能忧心忡忡、一脸严肃，但他们绝非自命深刻的悲观主义者。相信宿命论和决定论的社会科学学者不是实验室的理想成员，因为他们已经认定了问题的答案并看不到修正的可能，他们也不相信知识的积累能够对社会现实产生革命性或水滴石穿的改变。他们的旨趣与社会科学实验室背道而驰，后者怀抱着寻求改变的信心和雄心。在重大议题的复杂性和科学研究的渐进性面前保持信心和雄心并非易事，追求创新的过程同时也是遭遇失败的过程。创新者比守成者更经常性地遭受挫败感和沮丧感的折磨。正因为如此，社会科学实验室才尤其需要科学乐观主义精神。这种乐观来自科学信仰，来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科学倔强，还来自社群成员能够看到点滴突破和微小成绩的价值并给予相互承认和相互鼓励。从现实来看，社会科学学者的科学乐观主义精神相对薄弱，对科学本身的认同、对科学的信仰和倔强都还在逐步加强。同时，协作经验不足也让我国社会科学学者常常既不习惯学术批评也不擅长学术赞扬。培养科学乐观主义精神对于社会科学实验室尤其必要和关键。

四、社会科学实验室的组织特点

社会科学实验室作为创新性学术社群，汇聚和承载着研究者的使命和精神，这也决定了实验室外在的组织方式要与之相适应和配合。在组织架构和工作方式上，社会科学实验室不能简单效仿理工科实验室，尽管后者发展成熟、富有经验。在形式上模仿理工科实验室会让社会科学实验室成为理工科实验室的“低配版”，更重要的是有可能违背社会科学实验室的自身定位。相反，社会科学实验室在组织方式上具有区别于理工科实验室的一些重要特点。

（一）水平而非垂直的架构

社会科学的重大研究议题并没有单一的“前线”或“前沿”，无法朝着某个单一的方向“行军”。相反，它如同一片巨大而未知的丛林，各种角度和视野的创新探索都可能会有预期和意外的收获，也应该受到鼓励。这意味着研究议程需要保持开放性和多样性，社会科学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不能采取集中、统一和自上而下的安排方式。在如何进行协作、如何确定研究方向、如何组织研究团队、如何开展研究等各方面，研究者需要享有较大的自由度，同时担负相应的责任。与之相适应，社会科学实验室是协作平台，主要功能是服务科研而不是组织科研，在组织架构上应尽量保持水平而非垂直，将研究的责权归于研究者。

要建立和保持水平架构，社会科学实验室从创立伊始就应避免“大组织”情结。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试点和培育政策要求实验室达到一定规模，但并不是要求和鼓励所有社会科学实验室追求规模，也并非所有社会科学实验室都以成为重点实验室为建设目标。大规模的实验室往往更难保持水平架构，组织规模越大越需要施行复杂的、等级性的制度、规则、规矩和正式措施来维持忠诚度和凝聚力。而创新性社群无法通过外在规制得以建立，而是要求密集的直接接触和深入交流来建立社群认同、忠诚和凝聚力。密切畅通的交流和深入实际的协作在大规模跨学科实验室里尤其困难，常不得不建立等级结构或任凭组织过于松散。小型社会科学实验室的建设和发展尤其应该得到鼓励，着眼于形成实验室的创新氛围和取得与规模相当的成果，而不是看中建设规模的大小和有形资源的多寡。

（二）共建共享的社群

平行架构的实验室在凝聚力和认同感上不仅要依赖学者间的密切交流和协作，还需要实验室成员的拥有感和主人翁精神。社群并非是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更不是被自上而下地组织起来的一群人，而是共建共享并从中建立起集体身份的人群。人们能够对某一事物或群体建立起感情和身份认同，最重要的不在于他们从中获取了什么，而在于他们的投入和贡献。实验室鼓励成员充分享受社群带来的氛围、活力和资源，同时也在架构上给予他们为实验室做贡献的足够空间。贡献可以大到成员将外部的学术资源和学术网络引入实验室、为实验室提供获取经费的渠道和机会，小到主动关心实验室的设备安全和环境美化、在日常对外交往中维护实验室的声誉等。贡献不论大小都很重要，关键在于体现出共建共享的方式和精神。

（三）开放而非封闭的平台

平行架构和共建共享意味着实验室需要也能够保持适当的开放性。除了操持实验室日常运转和整体运营的负责人和专职人员需要具有稳定性外，社会科学实验室无须追求研究成员的长期稳定性或不间断的“忠诚”。实验室允许对相关研究产生兴趣和有所规划的新成员的不断加入，允许研究兴趣和议程不再与实验室使命有交集的成员随时退出，也允许成员以多种方式和灵活形式参与实验室的工作和活动。保持动态的开放，有助于避免产生冗余事务和关系，对于保持社群活力十分必要。社会科学实验室不依靠垂直化的管理和对人员进行行政划分的方式来将研究者固定在实验室内，而是致力于成为聚焦性的协作平台来吸引研究者，通过调整科研服务的内容和形式来动态满足研究者的需求，通过鼓励深入和频繁的学术互动形成学术网络，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学术社群。

开放性平台之所以在社会科学中成为可能，其中一个原因是社会科学比理工科更热情和更少保留地接受了开源思想。社会科学中大量的原创性数据库免费向研究者开放，国际上一些社会科学家在承接政府保密研究项目时，甚至在合同谈判中坚持要求政府在项目执行完毕后至少将部分数据公开供学术界使用，不但为项目团队更是为整个学术共同体提供公共产品。开源不仅意在增加研究的透明度，更是对学术整体进步的关切，还是植根于为他人提供创新可能性的价值取向。尽管开源的思想也受到很多不无道理的诟病和批评，但一个重要的现实就是，社会科学界对开源思想的认可接受程度相当高，这为社会科学实验室作为开放性平台而非封闭性的研究组织提供了现实可能。

（四）实验室负责人的角色

每个实验室都有一两个总负责人和少数几个主要负责人，但社会科学实验室负责人的角色显著不同于理工科实验室负责人。理工科实验室的负责人常被戏称为“老板”，而社会科学实验室负责人的角色则更接近于后勤部长和“啦啦队队长”。在实验室的初创阶段，负责人作为后勤部长的角色尤其重要和明显，负有促成成员集体行动的责任，不但在科研条件获取方面要更为操心，还要着意建立学术网络和渠道以帮助具有协作潜力的研究者们找到彼此。负责人的另一个关键角色是鼓励社群对共同目标的热情和坚持，通过表达乐观态度和学术热情来感染实验室成员。例如，负责人需要为成员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并带领社群的其他成员表达赞美和发出喝彩，还要将这些成绩广而告之，期待成果能够得到实际的应用、产生对学科和世界的实际改变。啦啦队队长的角色也意味着，社会科学实验室总负责人的理想人选是具有强烈社会科学认同感和荣誉感的学者，能够深刻理解实验室的使命、体会实验室的精神，能够领导社群成员进行恰如其分又鼓舞人心的赞美和喝彩。

五、社会科学实验室的建设前景

将社会科学实验室作为一个有形的科研机构进行建设相对容易，但要将它建设为创新性学术社群却并非易事，需要克服一系列现实障碍。

第一，对社会科学的刻板印象需要得到持续的改变。时至今日，不少人依然认为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不需要经费，不需要协作，不需要团队，也不需要频繁的交流，凭着一个人、一台电脑、一个图书馆就可以完成社会科学研究。这种刻板印象不仅存在于大众心中，也是不少学科管理者甚至社会科学家的理解，影响到社会科学实验室的顶层设计和人员基础。

第二，学科间实际存在的偏见需要消除。学科偏见阻碍着不同学科的学者以平等和开放的心态参与社会科学实验室、形成共同的社群认同。将文理交叉学科研究视为理工科对文科的“技术扶贫”的认识普遍存在，这种误解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对问题的解决而言，只有最恰当的数据和技术，而没有最先进的数据和技术，不存在某一学科的方法和技术相对另一学科的普遍优胜。对一个特定的社会科学研究任务，其他学科搜集的海量数据资源可能毫无用处，而运用一项来自其他学科的最新技术可能是一个致命的错误。相反，文理交叉是在数据和技术开发方面具有优势的学科根据社会科学具体研究需要和需求来协作性地寻求恰当的信息及其处理方式。如果将文理交叉理解为理工科将现有技术“支援”给文科，或者文科将自己领域中的文献和数据交给理工科去做应用场景，如此形成的社会科学实验室并不能产生真正的研究协作，更不可能是创新性社群。

此外，现有一些高校的科研评价体系不利于促进社会科学协作，也会阻碍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和发展。不少高校和科研机构在评价社会科学成果时仍然十分看重独立作者发表，或仅将第一作者的成果计入科研评价体系，或对除第一作者之外的其他作者按照排序以降序百分比来进行计算等。这种评价方式不利于，甚至阻碍了协作研究的开展。一个研究如果能够准确地分割贡献、明确地进行分工，合著者通常并不需要进行深入的交流和沟通，而是可以将各自完成的部分进行分配和组装。而需要以实验室来支撑的跨学科协作研究恰恰不是这种合著研究。交流和协作越深入，分割工作和贡献就越困难。如果科研评价体系让学者们不得不强行进行贡献分割，则协作在达成阶段就会变得非常困难，也会增加协作研究展开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我国的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已经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在2021年教育部试点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之后，笔者所在的政治学国际关系领域内实验室不断涌现。从国际发展趋势看，社会科学实验室也在发展壮大和日臻完善，给我国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带来了压力和动力。同时，从我国学科发展的战略规划来看，社会科学实验室也将得到教育管理部门的持续支持。加之近年来的“智库热”逐渐褪去，而社会科学实验室在研究理念、组织方式和创新潜力等方面具有的优势，使它成为满足国家社会重大需求的新希望。另外，社会科学实验室的学科支撑和人员基础也逐渐夯实。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实证研究范式发展迅速并日臻成熟，进行实证研究尤其是定量研究的社会科学学者日益增多，不仅协作需求增大，而且掌握数据及其分析技术这门“通用语言”的人也越来越多。最后，我国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虽然起步较晚，但已经在各大高校进行了积极而有益的探索，具有在海内外社会科学实验室学习和工作经验的社会科学家的数量也在迅速增加，尤其是许多青年学者具有社会科学实验室的工作经验和亲身体验。这些青年学者是未来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的主要力量，国家和学校给予青年学者更多实验室探索的自由度和支持，将会更好更快地促进我国社会科学实验室的发展。

文章来源：大学与学科 庞珣.创新性学术社群：社会科学实验室的使命与精神[J].大学与学科,2022(4):40-50.